当前位置:今日热点 > 社会热点 > 正文

朱善璐(以及季羡林厉以宁)等北大权贵的故事(下)

作者:Monica 来源:网上采集 2016-08-15 15:21:15我要评论

几位经济学家印象 1981年我参加高考的时候,经济学已经开始热门起来了,填报北大的专业志愿时我也赶时髦地把经济学作为第一选择,只是由于相关成绩稍差,才被录取到第二志愿的中国文学专业。当时北大经济系和中文系的规模差不多,每年都招收100名左右本科生。

();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中文系还是叫中文系,本科招生规模也基本上没有变化,但是原来的一个经济系已经发展演变为经济学院和光华管理学院两个学院,还单独成立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近年来改名为国家发展研究院。

北大的经济学科和过去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成为了北大发展最快、规模最大、名声最为显赫的学科。 北大的经济学专业学科齐全,专家、学者数量众多,许多教授都有深厚的学术造诣和广泛的社会影响,但是要说起其中名气最大的,则恐怕非厉以宁、林毅夫、张维迎三人莫属。

();

厉以宁是三人中年龄最大的,成名也最早,他毕业于北大经济系,后来一直在北大工作和任教。大约在1980年代初期,厉以宁就提出了组建股份制企业以解决就业问题,他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提出股份制问题的,并以“厉股份”而成名。

朱善璐(以及季羡林厉以宁)等北大权贵的故事(下)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股份制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曾引起过激烈的争论,厉以宁也蒙受了不少压力。

不过大概也正是由于这些争议,愈发使厉以宁声名鹊起,连我这个经济学的门外汉,厉以宁的大名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让我如雷贯耳,尽管我对他的理论完全谈不上了解。到了1989年之后,厉以宁一度受到更大压力,我曾在《中流》杂志上看到厉以宁的股份制理论被作为当代最反动的思潮之一受到批判。

();

好在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姓“资”、姓“社”的争论暂时告一段落,厉以宁很快又开始大红大紫。 1990年代初期我曾听过厉以宁的两次讲座,一次是在办公楼礼堂,他讲的很生动,用“靓女先嫁”和“靓仔先娶”比喻国有企业的转制问题。

“嫁”有给的意思,“娶”则有拿来的意思,厉以宁说如果把“靓女先嫁”改为“靓仔先娶”,或许可以增加人们对国有企业转制的接受程度。

厉以宁有比较高的文学素养,能吟诗填词,讲演时还善于用一些文学名著中的例子说明问题。办公楼礼堂内座无虚席,许多人都站在楼道里听,足见厉以宁的人气之高。此后不久由党委研究室牵头举办过一次十四大精神学习培训班,请厉以宁为培训班的学员讲了一次课,我印象中和此前在办公楼礼堂听过的内容差不太多。

朱善璐(以及季羡林厉以宁)等北大权贵的故事(下)

对于厉以宁的学术著作和经济学理论,我既没有读过也没有能力去系统了解。

但是前些年厉以宁提出小康家庭的标准是拥有第二套住房,随即遭到了不少批评,他也多了一个“厉二套”的称呼。近年来厉以宁毕竟年事已高,继续撰写系统的经济学理论著作可能有些力不从心了,但他有极高的名望和影响,他对于经济问题的任何看法都会引起高度的关注。

厉以宁提出过许多好的建议,但是确实也有一些观点饱受非议,除了第二套住房之外,我注意到的厉以宁的观点还有:根据他的新基尼系数算法,中国的基尼系数将是一个低于0.

2的数值,厉以宁进而表示中国不存在贫富分化问题,中国的问题恰恰是贫富分化太小;中国不应该建成福利社会,否则人们便没有危机感,不好好工作;中国的穷人不应叫穷人,而应该叫“待富者”。诸如此类还有不少。这些观点我没有亲耳听过,都见之于各媒体,或许有一些断章取义,但至少“第二套住房”、“待富者”确实是厉以宁提出来的,其他受到批评的言论也很难说都毫无根据。

厉以宁谈这些问题没有多少经济学术语,不涉及高深的理论,一般人都很容易理解。

我虽然是经济学的外行,但是对中国社会还算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坦率地说他的这些观点我很难接受。中国的基尼系数到底是多少?很久都没有官方的权威说法了,但是仅仅凭自己的实际感受,我也无法接受中国不存在贫富分化问题的观点;西方有些福利制国家确实有一些弊病,但中国的老百姓却是普遍缺少福利、缺少保障,一般老百姓拼尽全力,也难以实现基本的住房、教育、医疗、养老需求,在这种背景下谈中国不应该建成福利社会是否有些脱离国情;至于把穷人称为“待富者”的观点更不新鲜,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梁实秋就曾将“无产者”称为“尚未发财的有产者”,并要求他们“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

朱善璐(以及季羡林厉以宁)等北大权贵的故事(下)

”为此遭到过鲁迅的批评。

最令我惊奇的是厉以宁可能并不知道梁实秋的观点,但一个“待富者”,一个“尚未发财的有产者”,虽然具体表述不同,时间也相隔了七八十年,含义却是如此惊人的相似。我以为唯一能解释的就是他们所持的立场,是站在富人还是站在穷人的立场上,“待富者”也好,“尚未发财的有产者”也罢,都只能是富人看待穷人的态度,穷人们大概不会这么乐观。

厉以宁早就“名满天下”了,他对于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应该是有很大贡献的,但他近年来确实也有些“谤满天下”。

我没有能力对厉以宁做全面的分析和评价,但我认为他不断受到的批评并非都是无端指责,他站在既得利益阶层立场的时候恐怕多了一些。 厉以宁曾提出过“两个北大”的观点,我不好说他现在代表的是“第一个北大”还是“第二个北大”,或者是二者兼有?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时常能看到厉以宁骑着一辆旧自行车在校园里穿行。

大约在2000年前后,我还去过厉以宁位于中关园的家中,那是一套只有70平米的普通住宅,地面是水泥的,房间的陈设也非常简单、朴素,沙发坐上去还有些塌陷。

朱善璐(以及季羡林厉以宁)等北大权贵的故事(下)

以他当时的名气和收入,享受更舒适的生活应该不成问题,但厉以宁过的还是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我不了解厉以宁现在的生活状况,只是感到那个骑着旧自行车的朴素学者的身影离我们很遥远了,他的一些观点和看法离中国的现实社会,离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也比较遥远了。 在北大经济学家群体中,林毅夫的名气丝毫不亚于厉以宁。

与大陆背景的学者不同,出生于台湾的林毅夫身上更带有几分传奇色彩。林毅夫原名林正义,曾经是台湾国民党军队驻金门马山连的上尉连长,年轻时的他品学兼优,在台湾军界也是明星式人物,曾经受过蒋经国的接见。

但林毅夫却在1979年从金门泅渡到厦门,先被安排到北大经济系学习,然后赴美留学,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教授,获得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后又回到大陆,他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位从国外学成归国的经济学博士。

1994年,林毅夫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回到北大,同几位同道者一起,创建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担任了主任。大概在1990年代中后期,我曾经为《今日中国》杂志做过一篇林毅夫的专访,介绍他本人及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一些情况。

此前林毅夫曾提出过一个观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大都是在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产生的,而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可能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那么谁能解释中国的经济腾飞,谁就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一时被媒体炒得很热,似乎中国人快要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了。我采访林毅夫时专门问过他这个问题。林毅夫其实很低调,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学研究离世界前沿还有很大距离,中国人在今后的二三十年内还不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另外林毅夫从台湾回大陆的背景当时知道的人还不多,我也问过他为什么要回来的问题,林毅夫避而不答。同其他“叛逃”大陆的台湾军界人士相比,我没有发现林毅夫有很明确的动机,于是在专访中推测林毅夫可能是觉得台湾的天地太小,要在大陆更广阔的舞台上施展抱负。

这种推测后来基本上得到了证实。 我对于林毅夫的著作和理论同样了解极少,印象比较深的,是他提出过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林毅夫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利用了中国劳动力价格相对较低的比较优势,逐步占领了纺织服装、轻工产品、家用电器等国际市场。

林毅夫预测到2030年,中国有望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后来他又将这个时间提前了。林毅夫一直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非常看好,2014年3月在北大举办的北京高校统战大讲堂活动中,林毅夫做首场报告时更是预测到2030年中国总体经济规模可能达到美国的1.

5倍至2倍。此外,林毅夫还非常关注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他在1999年就提出了“新农村建设运动”,建议国家财政应增加投入,改进与农村生活有关的基础设施,比如上水、下水、电、道路等。他认为农村有很大的市场空间,但是由于公共基础设施严重不足,限制了农民对电器等现代制造业产品的消费。

“新农村建设运动”可以增加农村的内需,消化中国过剩的产能。林毅夫的这个建议应该为后来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决策提供过参考依据。 对林毅夫的观点我大体上只知道这些。林毅夫可能是中国最具国际化色彩的经济学家,他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对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的经济改革应该是做出了重要贡献的。

不过我对他一直看好中国经济前景的乐观态度却不敢苟同,以我粗浅的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固然不小,但积累的问题更不容忽视,这些问题不仅存在于资源、环境、技术等领域,更体现在经济发展的成果能否让全体国民分享,能否让全体国民感受到公平、公正。

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健康发展,乃至如林毅夫的预测,发展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很大程度上不仅是经济领域的问题,更是涉及到政治、社会领域的问题。

让我感到困惑的是,虽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问题重重、困难重重,普通人都不难看出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不难看出其潜在的重大危机。许多发展中国家曾经历过经济的高速增长,但随后由于制度的瓶颈使得经济发展不能持续,甚至使整个国家陷入停滞和混乱。

但从林毅夫的观点中却几乎看不到这些问题,一向都是正面、积极的看法,中国的前景似乎是一片光明、莺歌燕舞的。林毅夫提出的“新农村建设运动”,确实也有经济发展成果让农村居民分享的考虑,只是没有制度建设的保障,这一美好的愿望恐怕也很难成为现实。

林毅夫本人有很高的道德修养。2013年年初他再次被提名为全国政协委员,我作为工作人员到国家发展研究院(原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参加了对林毅夫的例行考察。几乎所有同事都对林毅夫的个人品德有很高评价,甚至有人认为他已经达到了孔子所讲的“仁”的境界。

2002年林毅夫的父亲去世,他因“叛逃”大陆而无法回台奔丧,只能在经济研究中心设立灵堂,并做了文情并茂的《祭父文》,其传统文化功底也令人称道。

林毅夫是在台湾出生并长大的,后来又去美国留学了几年,从他的背景和经历来看,他对大陆的政治、社会状况可能会有些隔膜。但林毅夫毕竟在大陆生活多年了,以他经济学家的观察力、判断力,应该不难看出大陆社会存在的严重问题。

但林毅夫为什么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对大陆经济社会的发展一直看好、一味“歌德”,他是有政治上的考虑,还是有意地选择性发表意见。林毅夫身上确实有一些让我不太理解的地方。 2008年林毅夫担任了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这当然是中国经济学界特别是他本人的很高荣誉。

到了2012年林毅夫卸任之际,许多人都预测他回国后将获得重要位置,其中的一个传闻是他要出任北大校长。但是同以往的传闻往往会得到证实不同,林毅夫最后并没有当上北大校长,也没有得到其他重用,只是被安排为全国政协常委,其实此前他已担任过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但是林毅夫毕竟担任过世界银行副行长,可能有关部门认为世界银行大约相当于中国的正部级单位,于是给林毅夫安排了一个全国工商联专职副主席的位子,算是给他解决了副部级待遇。

前些年为杨振宁、李政道安排国内寓所的时候,据说就是按正部级标准掌握的,大概只有在中国才会有这些讲究。 如果光从名气、身份上考虑,林毅夫出任北大校长或许是一种合适的安排。

但是基于林毅夫极少对政治、社会问题发表看法,对于北大的现状,我也从未听说他有什么看法。林毅夫管理过主要由高层次、高素质的海外归国人员组成的经济研究中心,但是对北大这样机构、人员非常庞杂,政治上又很敏感的地方,林毅夫并未表现出能够掌控的能力。

何况目前的北大早已是污浊不堪、病入膏肓,我几乎可以肯定林毅夫不会对北大的实际状况有深入的认识,如果他真的坐上北大校长的位置,他的一世清名或许就会毁于一旦。所以我倒以为林毅夫没有当上北大校长,对他而言其实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爱惜羽毛的他没有必要去趟北大这道浑水。

我听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教授们还说过:林毅夫在世界银行负责发展中国家事务,访问过不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同一些非洲国家的首脑都有私交,有的首脑来华后还要专门会见他。

林毅夫的出身、背景、经历,在国内经济学家中是独一无二的,如果能把他安排到相应的位置上,发挥他这些方面的优势和特长,或许可以为国家做更多的事情。当然我们更期待林毅夫作为一位有国际影响的著名经济学家,能够直面中国经济、社会面临的严重问题,发出一些更有力量的声音。

除了厉以宁、林毅夫之外,北大另一位最出名的经济学家应该就是张维迎了。他们三人中张维迎年纪最轻,但是出名也很早,我还上大学的时候,就在《中国青年报》上看到过张维迎的《为钱正名》一文,从此记住了这位出语惊人的陕西老乡的大名。

当年张维迎只有20多岁,还是西北大学的一名学生。过了若干年之后,我听说张维迎来到了北大,和林毅夫等人一起创建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此后他又去了光华管理学院,并成为厉以宁的副手。 迄今为止我和张维迎没有任何直接接触,对于作为经济学家的张维迎,我同样没有能力分析评价。

不过张维迎后来当了北大的校长助理,并在2003年春季策划了北大的人事聘任制度改革。此项改革虽然是闵维方主张并坚决支持的,但改革的思路和具体的操作,则是张维迎提出并实际负责的。

改革方案一经公布就引起了轩然大波,受到广泛的质疑和反对。此前对于张维迎经济方面的一些看法和观点,我还是不无钦佩之处的,但是他的“改革”却一下子让我大为失望。

同北大众多的反对者一样,我也认为他的“改革”完全脱离了实际,根本不具备可行性。 为了阐释他的改革理念,张维迎还出版了《大学的逻辑》一书。我没有看过这本书,只是知道其中部分观点,他对中国大学存在的问题看到了一些,提出的理念也不无可取之处,但开出的药方却并不对症。

凡是对中国大学有所了解的人都不难看出,中国大学最大的弊病是体制化、官僚化、商业化。张维迎对这些根本性的问题不能正视,却在“改革”中将大学教师的近亲繁殖,教师的聘任和晋升制度这些具体的问题当作改革的突破口,其失败是必然的。

在受到强烈的反对之后,张维迎的改革基本上无疾而终,他本人也在当年召开的北大第十一次党代会上以倒数第一的票数落选党委委员,基本上断绝了进入北大更高管理层的可能性。

此后张维迎经过一些周折,还是当上了光华管理学院的院长。我曾认为张维迎管北大的事情不行,但是掌管光华管理学院或许可以,他那些教师职务聘任的办法在国际化、市场化程度已经很高的光华管理学院可能会比较适用。

我不了解张维迎当院长的情况,但学院内部对他应该是有争议的,其间曾风闻解聘邹恒甫引起的纠纷,以及学院内部会议上对他的批评言论,令我这样的局外人难辨是非。

不过以张维迎对待教师聘任制度改革时激进、坚决的态度,他在学院的管理上恐怕也难以做到比较灵活、善于妥协,引起一些争议估计是难免的。张维迎只当了一届院长,2010年他刚51岁时就卸任了。 作为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张维迎的观点我偶尔会看到一些,他喜欢用“博弈”、“逻辑”、“理性”、“帕累托改进”这些词语说明经济学问题,令我这样的外行不能完全理解。

张维迎的观点曾遭受过不少批评,例如他提出过公有制下官员腐败的存在,对经济、社会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反腐败力度把握不适当,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改革使得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应该是领导干部,其次是工人,接下来是农民;改革的基本前提是尊重既得利益;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一个真正好的体制,我可以收费高,但我花80%在奖学金上,穷人就上得起大学了。

这些观点单纯从实用的角度看或许有一定道理,但实在和一般人的常识与感受,和人民群众对公平公正的追求相去太远,令人难以接受。

不过张维迎在卸任光华管理学院院长之后,他所发表的一些言论倒让我有耳目一新之感。例如他说中国的大学像一艘破船,到处漏油,政府不去修船,而是不断地加油,以为加足够的油就能跑好。我以为这番话对中国大学的根本性弊端是看的比较清楚的,至少比他力主北大改革时更接近大学的核心问题。

张维迎对于语言腐败的批判更是令人赞赏,他指出语言腐败导致道德堕落,中国未来的改革和发展,以及社会稳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语言腐败问题,语言腐败的程度与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有密切关系,他号召人们向语言腐败开战。

张维迎还对国家发改委的产业政策进行了质疑,认为政府实施的产业政策并没有使相关企业良性发展,而是导致产能过剩等一系列问题,认为发改委只关注发展,不太关注改革。

特别是我看到张维迎在《炎黄春秋》杂志社召开的落实宪法座谈会上,明确提出市场经济需要宪政,认为中国不进行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实行宪政民主,靠单兵突进的经济改革无法走下去,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市场经济。

中国未来的改革首先是真正落实宪法、宪政、法治,然后才能够走到健康的民主道路上。我以为这些言论都是非常有针对性的,抓住了实质性的问题。

或许是离开了管理岗位,摆脱了官场上利益纠葛的张维迎,才能够以一位学者的敏锐眼光更加客观地看待问题。年少成名的张维迎现在还正值壮年,期待他能以一位真正的经济学家的洞见,进一步大胆直言、勇于批评,为中国的改革发出更多高屋建瓴、振聋发聩的声音。

在北大的经济学家群体中,虽然厉以宁、林毅夫、张维迎三人名气最大,不过我实际接触最多的则是经济学院的李庆云教授。李庆云长期从事国际金融领域的研究和教学,是知名的金融学专家,他先后担任过第九、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现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

李庆云有无党派人士的身份,是各级统战部门的重点联系对象,他比较低调、务实,不喜欢到处讲演、整天出头露面,所以经常有时间参加北大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就许多经济方面的问题发表看法;遇到中央做出重大经济决策或面临特殊的经济形势,我们还要专门征询他的看法,并作为动态反映上报给上级统战部门。

我对于李庆云的经济学理论同样没有了解,甚至还不如对厉以宁、林毅夫、张维迎的了解多,毕竟他们的言论经常出现在各种媒体上,而李庆云则没有那么大的媒体关注度。

李庆云的观点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对于民生问题的关注,特别是对低收入群体的关注。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李庆云参加过多次全国“两会”,不论在会上还是会下,他最为关注的都是社会的公平公正问题。李庆云多次讲到民生问题,例如他提出要注意解决低收入者的教育、医疗、基本生活保障;他认为提高农民收入的关键是提高农民的受教育水平,教育水平提高了,他们自然就有条件选择增加收入的行业、机遇;他还指出中国的低收入者占人口比例很高,低收入群体对通货膨胀的承受力很低,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对低收入群体影响很大,出台任何政策都要考虑到他们的切身感受;他认为春节期间火车票价上涨没有道理,农民工回家探亲是一种刚性需求,不能只顾涨价而不考虑农民工的承受能力。

李庆云对城市住房问题也非常关注,他很早就提出解决住房问题应该采取政府加市场的模式,而不应该将其完全推给市场。他主张各级政府应该建立住房发展基金,通过大量建造廉租房解决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认为要发挥政府在调节房价上的作用,最有效的举措也在于建设廉租房。

而目前廉租房建设和实际需求相比只是杯水车薪,只有提供了保障性住房,才能让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解决中国的城镇化问题。

李庆云还不断呼吁公共财政和公共产品要逐步均衡化,主张要减少行政支出,降低政府的行政成本,将更多的资金向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倾斜。对于低收入群体,李庆云经常用“劳苦大众”这样一个已经陌生的词汇称呼他们,流露出对他们的深切同情和关怀。

同厉以宁、林毅夫等人相比,李庆云没有那么大的名气和影响,但他提出的观点却更接地气,更能站在普通老百姓的立场上去考虑问题,他对于民生问题,对于低收入群体的关注在北大经济学家中是比较突出的,代表着北大学者的一种良心和社会责任。

经济学是当今的显学,北大的经济学家又是极受关注的一个学者群体。我在学校里耳濡目染,难免也会对他们形成一定的印象。我反复说过我不懂经济学,所看到的仅是这几位经济学家的某些侧面,即使我对厉以宁、林毅夫、张维迎等人有一些看法,也绝无否认他们为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做出过重要贡献的意思。

以我比较粗浅的理解,经济学是经世致用的,应该更多地关注社会现实问题。

北大曾经有过马寅初校长这样的经济学家,他对于国民党特权阶层的抨击,对于中国人口问题的远见,乃至对于无理批判表现出的“决不向专以力压服而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的精神,无不体现了一位杰出的北大前辈学者的社会责任感和傲然的骨气。我想社会公众对北大的经济学家,对北大的学者们最为期待的,正是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勇敢无畏的精神。希望北大的学者们不要再让他们失望了。

1.此文来源于网络文字采集,如有侵权请联系qq:766096353,我们会尽快给您处理

2.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

猜你喜欢